皋永利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2年7月6日 中国中医药报第3736期

刘长林先生作为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大家,对中医研究和发展给予了较多关注,提出的不少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近读他的《辨证论治与生命的本质》(见2012年5月21日中国中医药报三版)一文,在深受教育的同时,对其中一些说法不敢苟同,在此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宏观难以同步涵盖微观之变 刘长林先生在阐述“辨证论治体现了生命规律和生命智慧”问题时说：“只要正确地把握了‘证’，也就把握了一切相关的因果联系和人之生命系统的全部信息。”笔者以为此说欠妥。因为中医的”证”是从宏观层面而言的,是对人体疾病外在表现的辨识和把握,虽然“‘证’是人之生命系统异常的整体机能反应”,但许多情况下人体内在的一些重要的微观变化并不能同时反映出来。所以,证只能反映宏观层面的疾病信息,难以同步涵盖疾病内在的微观信息。最常见的例子便是一些癌症患者,当有外在症状而被发现时往往已是“病入膏肓”,多属于疾病的中晚期,已经失去了治疗的机会。

辨证论治是中医把握疾病的重要方法,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这种方法始终在宏观层面运行,始终未能深入到微观。也就是说,在宏观层面供给“辨证”的信息是有限的,不能涵盖人体生命信息的全部。 虽然说“有诸内必形诸外”是宏观反映内在疾病的理论根据，但是疾病从微观层面的发生发展到宏观层面的呈现,是需要时间过程的,内外变化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同步的。 “早发现、早治疗”不是辨证论治的优势 刘长林先生在阐述“辨证论治体现了生命规律和生命智慧”问题时又说：“辨证论治还有很多别的优点，如比之依据形体检验进行诊治，可以相对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这一说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如果只是针对一些功能性疾病而言，主观症状常常较早出现，多成捂证的主要依据，会“比之依据形体检验进行诊治，可以相对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但是，随着现代医学的水平的提高，临床无“证”可辨的疾病越来越多，而这些疾病的发现都是通过形体检验而被早期发现的。仅从每年进行的健康查体便知，被诊断的疾病是不计其数的。这些疾病往往在平时患者均无异常感觉，都属于无证可辨的。正是依靠这种形体检验，才使一些疾病获得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使许多患者免于不治。从当下而言，“早发现、早治疗”作为一种优势，更多的是体现在现代形体检验上。 中医不能抛弃“唯物论” 中医虽然开创之初是借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进行人体脏腑组织相互关系阐述的，但在后来的发展上，却走的上一条“重道轻器”之路。当然这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更与时代条件局限有关，因为在《内经》中已经存在大量关于人体解剖的论述，后来因为自然科学水平的发展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中医发展的需求，而不得不走上“重道轻器”之路。但这并不能就说对物质结构的认识于中医并不重要甚至无关。更不能如先生所说：“对形体的物质构成分析得越是精细，距离生命的本质就越是遥远。” 我们应该客观面对这样一种事实，疾病不仅仅是功能性的，更多的是器质性的。不仅如此，很多功能性疾病后来也发展成为器质性疾病。在对器质性疾病的认识上，如果离开结构的分析，只从无形的气和阴阳上辨识，何以可能?何以预知生命的健康与否? 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对人体认识不能离开物质本体，在对疾病与健康的认识上，整体与结构是同样重要的。中医重视整体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与构成人体生命物质本体的内在关系。中医神的变化通过什么来测知?离不开呼吸、脉动以及言行举止等，离开这些物质的运动，就无从测知人之精神变化。 所以，“唯物论”与中医还是有密切关系的。(皋永利 山东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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