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德：非典时期的诗意人生

“非典”十年忆

2013-04-07

王金德

十年一瞬忆非典，

舍生忘死对疫顽。

慷慨镇定严峻时，

劫运成吉化凶险。

手执两把双刃剑，

缓急轻重运用间。

曾将无创开风气，

更有激素妙手参。

亲人隔离若隔世，

心理救助效卓显。

电话交流泪不住，

翌日神情各安然。

气度贤愚危难时，

品格称量生死前。

回首时节情有怯，

放怀归去不纠缠。

注：十年前的今日，恰是前往莱州市迎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国内简称“非典”，WHO最终确定病名为急性重症呼吸综合征，SARS)之初。本人作为烟台市专家组组长，亲力亲为。当地政府处置果断，当地人民医院救治得当，迅速控制了疫情扩散，挽救了十余名重症病患。十年过去，犹如历历在目，不由心情澎湃、肃然颌首。因以记之!

双刃剑：激素、无创通气，运用得当，救治有功;运用失当，危害亦深。故名。

2003年4月的莱州市，春意盎然，雪白的梨花正怒放枝头。

7日中午午餐时分，烟台毓璜顶医院呼吸科主任王金德被一个紧急电话叫到了烟台市卫生局。市卫生局王局长宣布，莱州市发现多个不明原因重症肺炎病例，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烟台市专家组，并任命他为专家组组长。随后，王金德随同市卫生局领导紧急赶往莱州市。

疫情十万火急，但对外尚处保密状态。

从北京探亲回莱州的一位老人因发热、呼吸困难收住莱州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并迅速引发多位同病区患者及医护人员患病。此前，老人的女儿在北京某医院刚被确诊为非典患者。之后一个月，临危受命的王金德与莱州市人民医院呼吸科、传染科等多位专家及众多医护人员一道，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抢救工作。那天，与王金德一起走进病房的不仅有当地医院专家，还有烟台市卫生局和莱州市卫生局领导。

“说实话，那时候我对‘非典’还处于懵懂状态，最初并没有意识到‘非典’传染的严重性。”十年后的今天，王金德对《医界》记者如是说。

进入病房后，与往常一样，王金德与当地专家开始了解患者病情，询问病史，同时给患者进行详细查体，包括近距离地给病床上的老人进行肺部听诊。

“只有45公分长的听诊器传导胶管，只能零距离面对面地检查患者，与老人交流、说话。”王金德告诉《医界》记者，最初几次，做这些事情时他只穿了一层薄薄的一次性隔离服，带着纸质的一次性口罩。

“像往常一样，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检查和询问，只想着如何尽快把患者给治好。也没有因为眼前患者可能是‘非典’感染者，而害怕会被传染。不过很快就知道了‘非典’传染性极强，心里生出了一丝后怕。”对《医界》记者说起十年前疫情开始的情景，王金德心迹袒露，语气平和。

王金德喜爱诗歌，更有诗情。高中时期的青葱岁月，他就以一篇处女作《沁园春▪平原后浪》勉励自己：“放眼去，看乘风破浪，鼓帆奋游。”参加工作后，繁忙之余总不忘把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想用诗歌记录下来。时间久了，他也就有了一本自己写出来的诗歌集，取名《飞鸿集》。

“十年一瞬忆非典，舍生忘死对疫顽。……”十年后的今天，爱写诗的他依然用诗记录着那段亲身经历的岁月。

据了解，在当年“非典”疫情控制中，激素的使用功不可没。王金德告诉《医界》记者，为挽救患者生命，大量的激素类药物被勇于“非典”紧急救治。然而，挽救了很多生命的“激素疗法”，日后也给许多感染幸存者留下了终生相伴的“非典后遗症”股骨头坏死。

“激素就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救治有功，运用不当危害亦深。最可怕的后遗症就是股骨头坏死，它不会让人死去，但它会严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吞噬你的生命力。”王金德告诉记者，“激素疗法关键要掌握好用剂量和时机，在当时情况下很多地方采用‘大剂量、长疗程’策略，虽然可能短期内效果明显，但并发症、后遗症却很多。”

作为专家组组长，王金德想的是不仅要挽救患者的生命，更要给予他们治愈后的生存质量。经过慎重思考后，他当时提出在激素使用上采用“短冲击、低维持”的建议，针对患者不同阶段的病情使用不同的激素用量。发病初期5至7天内，患者体内细胞因子的过量产生使得机体处于免疫激发状态，产生所谓“细胞因子风暴”，在杀伤病原体同时对机体本身造成严重伤害。这时可采用大剂量激素冲击，以达到迅速抑制细胞因子爆发所引起的“炎症瀑布”，有利于保护机体免受“自我戕害”。而发病5至7天后，由于大量细胞因子被迅速消耗，机体很快转入免疫抑制状态。此时应给予相对低剂量，使之处于炎症控制维持状态。持续高剂量的维持对患者免疫系统抑制作用以及给机体代谢带来的伤害都非常大，容易引发一系列并发症，甚至留下可怕的后遗症。

当时，会诊的北京专家意见与王金德相左，几番权衡研究后，最终专家组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事实证明，在当时被他们救治的多位重症患者中，没有一例发生严重的并发症。

王金德在《“非典”十年忆》的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手执两把双刃剑，缓急轻重运用间。”他说除了激素，“机械通气”算得上另一把“双刃剑”。

十年前，经历过“非典”的国人仍然清楚记得这样的情景：每天，人们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守在电视机前看疫情新闻发布，不断更新的感染者和死亡者数字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而那时的北京和广州已有医护人员在救治过程中被感染而牺牲。

“因救治患者而牺牲的医护人员中，很多是因为受到气管插管患者的传染而发病。”王金德告诉《医界》记者，在对呼吸衰竭患者进行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治疗时，患者剧烈的咳嗽使大量痰液或血性分泌物从气管插管处喷出，其喷射的速度和量都很大，很容易造成单元内监护或操作人员的感染。

“有创呼吸机监管和操作需很强的专业性，整个过程须严密监护。这时，不仅医务人员最容易被感染、危险性最大，也是患者命悬一线的时刻，弄不好就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而且，由于重症炎症患者气道黏膜很脆弱，容易因气管插管造成损伤，也容易引起并发症。”为此，王金德坚决否决了气管插管“有创通气”的使用，力主进行面罩辅助的“无创通气”。

“只要选择合适的通气参数，根据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不同恰当地应用，‘无创通气’同样能发挥最好的疗效并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并发症发生，这不仅能极大地减轻患者气管插管时的痛苦，更能有效避免可能造成的单元内向医务人员的传播感染。”对于这两把“双刃剑”，王金德在患者身上实施得游刃有余，而且效果明显。

那年的4月7日到5月7日，在抗击“非典”的一个月里，他七赴莱州，11次进入封闭病房与患者面对面接触。随着封闭的时间延长，细心的他发现，几乎所有患者精神状态非常差，被封闭隔离治疗和对死亡的恐惧几乎使他们“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王金德和病房里的其他医护人员试图安抚患者，但却徒劳而返。患者无奈而又不无戏虐地对他们说：“你们是监守的，我们是坐监的，感受能一样吗?”

“人在极度封闭状态下，尤其面临死亡时，任何劝说都显得空洞无力。”王金德说那时候他还没有想到“心理救助”这个词，只是强烈地感觉到患者的情绪急需安抚和宣泄，需要亲情的宽慰和家人的关心。作为一个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医生，王金德深知早有科学依据证明，人的精神作用可对人体的免疫力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人的高级中枢和免疫系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英文称之为‘Cross-talk’。精神垮了，人体的免疫系统也会濒临瘫痪。”王金德告诉《医界》记者，他为此向当地政府领导提议在病房内安装电话，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与家人保持通话。他没有想到，提议立刻得到批准，在当天下午就安装了电话。十年后，忆起当时的事情，当地政府果断迅速的决策和尊重生命的态度，依然让他为之敬佩和赞赏。

第二天查房时，王金德惊喜地发现，获得亲人支持与鼓励的患者都像换了一个人，他们谈笑风生，精神焕发，完全没了先前的极度消沉与恐惧。2003年5月7日，王金德圆满完成非典患者救治任务后，激情难抑地在莱州宾馆写下一首《“非典”纪事》：

一夜梨花漫如雪，尽着春光舞婆娑。

七下莱城情似火，为非典事显本色。

佛心俯问曾何惧，共挽生灵脱疫郭。

幸有巨擘挥利剑，斩却瘟神送阎罗。

“非典”救治工作结束后，因救治期间成绩卓著，王金德荣获“山东省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工作先进个人一等功”。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对那场抗击“非典”斗争进行回忆与反思时，他欣慰地说政府和民众已从根本理念上获得一次质的飞跃。但在诸如SARS、甲流等突发传染病防治上，政府和民众还远远没有达到“科学地”应对。更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上甚至还在不断演绎着针对医务人员的种种不满、偏见，甚至仇视和暴力。

“如今发生的H7N9疫情，虽然政府措施得力，并受到国内外好评，但人们对H7N9依然很恐慌，完全不敢吃鸡鸭、不敢吃猪肉，甚至不敢宰杀禽类，等等，也进一步说明了人们对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匮乏。而这种无知的恐慌会冲击禽类交易市场，给一个行业带来灾难性后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这就需要政府在有力地控制疾病传播的同时，更要加大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会使得人们理性地面对突发事件，并降低人们的恐慌情绪。”

岁月如白驹过隙。十年后纪念“非典”，淡然、低调而又充满诗情的王金德仍然用自己的诗句表达心情：“回首时节情有怯，放怀归去不纠缠。”王金德告诉《医界》记者，学会放下，向前看。“非典”教会了人们很多东西，也让国家“劫运成吉”，虽然那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但政府由此建立起了成熟的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机制，让信息透明度得到了加强，也让国人真正学会了“讲卫生”。应该说“这是‘非典’对我们理念的改变，也是我们对‘非典’的最好纪念”。

注：本文引自《医界》杂志2013年第四期。

此文章内容仅代表医生观点，仅供参考。涉及用药、治疗等问题请到当地医院就诊，谨遵医嘱！